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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奶妹色情片 _古代中国重农抑商?清华历史系教授告诉你,这是错误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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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9-08-09 20:17:41 来源:中国报道

《<资治通鉴>与家国兴衰》是张国刚教授的代表作。这本书因其通俗的讲史方式,一下子将一位象牙塔里的学者拉入了公众的视野。张教授不仅关注隋唐历史、欧洲汉学的发展,同时对当下现实问题抱有同样的兴趣与热情。

在张教授看来,历史本身所展现的悲欢离合,家国兴衰,对我们的现实世界是可以提供借鉴的。

古代中国重农抑商?清华历史系教授告诉你,这是错误的结论

嘉宾介绍:张国刚,历任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主任,教育部历史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唐史学会会长、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等职。现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代表作有:《唐代藩镇研究》、《从中西初识到礼仪之争:明清传教士与中西文化交流》、《唐代家庭与社会》、《文明的对话:中西关系史论》、《德国的汉学研究》等。

中国传统并非重农抑商

问:您如何看待《资治通鉴》这部史书?

张国刚:我觉得,《资治通鉴》作为一部史学名著,有两个意义:一个是史料价值,一个是史著价值。我们研究历史,重视古代的典籍的史料价值;我们学习历史,更要探讨历史著作本身所展现的悲欢离合,家国兴衰,对我们的现实生活的镜鉴意义。

下面我举一个例子来进行说明。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体制,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影响深远。鸦片战争以后,国家政权委顿, 1949年新中国成立,最大的成功是把自晚清以来被打碎了的国家政权——以中央集权为基础进行社会资源动员的国家体制重建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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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上河图》:古代市场经济最好的证明

中国历史上商品经济是非常发达的。有人会说,中国传统不是重农抑商么?这种话似是而非,你看正因为楼市太火爆了,才要抑制房价;正因为商业太发达,所以才要抑商。抑商只是反证了古代中国商品经济发达到了政府需要持续压制的地步。

从《盐铁论》以来,争论的核心问题,从来不是要不要发展工商业,而是要发展官府工商业,还是放任民间工商业而已。

到了1979年改革开放以后,放开了农民的手脚,重拾了中国人经商致富,勤劳致富的传统理念。改革开放从某种程度上说,是让传统更好地对接现代。

古人云,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现代市场经济的本质就是谁有本事谁就上,谁能够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迈出更大的步子谁就可以致富。

改革开放到了今天,中国经济发展到了今天,我们尤其要面对一个问题,就是文化自信和文明复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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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时期广州的海外贸易

1800年之前,我们与西方文明接触不充分,当我们碰到工业化之后的西方,落后挨打使国人的意识形态和信仰体系都崩溃了,中国人的传统一点一滴地丧失了,拼命想挤进现代化国家也步履维艰。

传统跟现代有什么关系?“传统”是一种久远传承的秩序,是人与自然、社会形成的一种制度化、习惯性的规范,“现代”是另外一套秩序和规范。如何让“传统”顺利地接驳入“现代”的秩序?这是所有非西方国家面对工业化的西方冲击时,都要经历的过程。

就中国的情况而言,“五四”以来,在许多时候是通过抛弃和打倒传统来实现,结果是丢掉了传统,也无法进入现代。

我有一个比喻:如果把中国文化的发展比喻成是一条长江,那么川藏高原的涓涓溪流大概是百花齐放时的春秋战国,先后经历了重庆、武汉、南京等大的文明交汇点。

文化长江到了重庆这个地段,就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整合诸子百家阶段。要注意,汉武帝的“独尊儒术”,并不妨碍他吸纳百家之学,所谓儒表法里,德主刑辅,礼法合一是也,当时的说法叫“霸王道杂之”,为大一统帝国构建了一个主流的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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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剧照)

可是中国的儒家思想有两个缺点:第一个是它对生命之后的世界缺乏想象,“未知生焉知死”,对事功的过度专注,对心灵的修炼也缺乏系统的思考;第二个是,儒家的道德价值跟利益联系过密,尤其和政经利益联系过密,“经明行修”,取朱紫如拾草芥,儒家会变得虚伪。

比如,在秦朝,人们做官要靠军功,到汉朝就讲察举征辟,即考察和推荐相结合。在汉朝,做官是要靠社会声誉和名人推荐的,所以它会形成一个产业链。一方面就是官位都被世家大族把持,一方面就是人们的道德行为高度目的化、虚伪化。

儒家自身的缺少,在魏晋南北朝分裂时期,给佛教入华提供了契机。中国的佛教在南北朝、隋唐时代特别兴盛,“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雾中”,梁武帝号称皇帝菩萨,唐朝从武则天到唐宪宗、唐懿宗都大张其鼓地迎佛骨。可是佛教征服了中国吗?荷兰汉学家许理和就写过本书叫《佛教征服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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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与家国兴衰》

佛教并没有征服中国(华夏),佛教征服了成吉思汗、松赞干布的子孙,基督教征服了罗马,伊斯兰教征服了本来信仰佛教的中亚。

唐宋时代从韩愈到二程、朱熹等士大夫,他们出来救弊,他们的辟佛,实际是通过学习和吸收佛教思想精华,融化到儒家的经典与传统解释中去,其主要载体是对《易经》、“四书”重新解读,这就是宋明理学。

宋明理学时期,相当于中国的文化长江涌流到了武汉大都市,儒释道合流了。宋明理学的英文就是Neo-confucianism,即新儒学,这个新是相对于汉代儒家而言。

到宋明理学时期,我们吸收外国的优点弥补自己的不足。这个不足,就是对心性的修炼。还有,唐宋时代逐渐完备的用人考试制度,即科举制,改变汉魏变相世袭的推荐制(九品中正),从而弥补了推荐制的造假,比较而言科举制选人是更加公平的。

从此,“金榜题名时,洞房花烛夜”,成为莘莘学子的“中国梦”,社会阶层的垂直流动更为顺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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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长安复原图

梁启超说,汉朝以前中国是“中国的中国”,唐宋以后中国是“亚洲的中国”,明清以来中国是“世界的中国”。

就思想文化的发展而言,“诸子百家”是滋生于中国本土的思想文化,汉代做了一番儒表法里的整合。唐宋以后,亚洲的许多宗教文化,包括佛教、“三夷教”(祆教、景教、摩尼教)、伊斯兰教都传入中国,中国人选择了佛教作为主要吸收对象,佛教是从亚洲另外一个伟大文明印度传入的,佛教融入中国之后,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发展。

尽管也经历了多次废佛运动,但佛教与中国文化高度融合。十世纪之后佛教文明在印度逐渐衰落了,却在中国大放异彩,可是佛教包括禅宗,不可能居于中国文化的主流,只是儒学的补充,禅宗也是充分本土化了的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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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市井

到了明清之后,我们碰到西方文明,中国文化的长江驶入南京这个地段。晚明盛清,总体上来说是拒绝西方的。

工业革命之后的西方,破门而入,从洪秀全的拜上帝会到义和团的扶清灭洋,都是国内矛盾和中外冲突的混合反应。到了“五四”时期,彻底否定中华传统文化的尖叫声尤其刺耳。

近百年来,面对西方这个庞然大物,我们有三种不同的思想反应:第一个即固步自封,晚明盛清时期固步自封,认为中华帝国物产丰盈,无所不有,无需与西方来往;第二个就是全面西化;第三个就是全面苏化,事实证明,这些都是不对的。我们今天要讲制度自信,理论自信,道路自信,最根本的就是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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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

中国文化的长江,现在走到南京这个阶段了,这个区段的长江之水,一方面是从重庆、武汉上游自然滚滚而下,另一方面还需要吸纳消化西方文明的有益成分。

西方文明也不是单一的,有苏俄传来的红色文明,也有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大力吸收的蓝色文明,他们都应该消化在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的长江大河之中,海纳百川,奔腾向前。不要斩断历史,也不要照搬照抄。无边落木潇潇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东亚文化圈内,日本、韩国更“中国”?传统保存得更好

张国刚:我们今天讲文化自信、价值观建设,其实就是讲中华文明的复兴。文明的复兴首先就是要有文化自信,不自信怎么复兴?

1949年重建了大一统的强有力的国家体制,所以中国人站起来了。1979年建国30年之后,我们找回了重视商品经济的传统,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名,中国经济迅猛发展。

我们现在还应该在文化上找回自信,检讨一下百年来我们为应付西方文化对中国文明的冲击,如何地衣衫不整,如何地顾此失彼,如何地过激或者保守,让我们在文化上也“站”起来,实行文明的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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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与弟子(剧照)

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伊斯兰世界有自己的应对方式;中国文化尤其与西方文化大异其趣,学习西方,同时坚持自己,应该是我们应该有的应对方式。

1934年,陈寅恪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中的一段话耐人寻味,“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

道教是如何吸收佛教而新生的?新儒学(宋学)是如何吸纳外来文明而成就自己的?两千年来,中国的文化长江源远流长,就是用这种方式形塑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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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

人类的文明本来就色彩斑斓,中华文明是世界文明的一部分,西方文明也是世界文明的一部分。中华文明的复兴,它将对世界文明的繁荣和发展,有百利而无一弊。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任何一种文化必须要有一个跟它不同的文化进行互补互学,在今天世界文明的百花园中,我觉得中国文化可以扮演促进人类文明多元化的重要角色。

美国有一个著名的思想家叫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他说西方两千年思想史无非就是为柏拉图的思想做注解。汉儒用对五经的解读,来整合孔孟与诸子(董仲舒的大一统理论将儒、法、道、阴阳家等融于一炉),宋儒用集注四书来吸纳佛教文明,使中国文化进入新阶段。

所以,我们现在应该用现代文明、现代生活来解读我们的经典,不光照着讲,还要接着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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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特海

我们提倡的核心价值观,应该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升华。如果我们举出来的术语,就没有传承性,用词与以前不一样,内容也不一样,这其实是中断了传统。

传承就是我们词可能是一样的,但是我们内容已经发生了适应当今生活的巨大变化,进行了升华。比如我们提出全面建设小康,是对儒家“小康”理念的传承升华;儒家的“天下大同”理想,在今天也可以有传承和升华。

在西方文化传统中,Democracy“民主”这个词在古希腊的概念跟现在的概念已经不一样了,公民的概念现在和过去也不一样了,群体扩大了。在古希腊,奴隶是不算公民的。那时候,民主也是按照钱来分的,没有钱的人只能当陪审员。

中国文化的传承、弘扬和重建是一项巨大的工作,让大家了解经典,熟悉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就是其中重要的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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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日本比中国更“中国”

我觉得我们应该让我们的传统文化在生活当中有更多的鲜活的东西。我们看日本、韩国,似乎在表面上比中国还“中国”,它们过去都接受中国文化,没有经历过“五四”的冲击。香港、台湾的社会生活似乎有更多的传统味道,因为香港台湾没有文革的破坏。

我觉得日本进入现代社会,其传统对接现代是结合的最好的,汉字在日文中保留了两千个左右,而且还能够用假名容纳现代生活的内容。韩国有自己的文字,汉字不怎么用了,越南把汉字全部废了,文字拉丁化了。

汉字曾经是这些国家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废除汉字在一定程度上就中断了其几千年的民族文化传统。

我们中国自己呢?“五四”以来有一些影响很大的知识分子,认为汉字是中世纪最糟糕的茅坑,汉字是最肮脏的,那时候我们民族真的很激进。

不过好在激进的年代距离现在才一百多年,我们还是能够重新把传统建立起来。现代是秩序,传统也是一种秩序,这两种秩序需要有一个有机转化,中国文化就能够复兴和兴盛。

全球兴起的新史学研究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问:其实,通俗史学在社会上大家关注的也比较多。比如像《百家讲坛》等一系列讲述历史的电视节目。您认为,您所讲述的大众史学或者通俗史学,与社会上的这种讲述有什么不同?您有如何看待以《百家讲坛》为代表的这些历史类电视节目。

张国刚:现在社会上有关历史的节目,一种是影视历史剧,文学作品嘛,难免会有夸张和细说;另一种《百家讲坛》这种通俗史学,在普及历史知识方面,有广泛的影响,因为是面对普通听众和读者,有讲者对材料的选择,会偏向故事的玄念,也有人偏重文学性、通俗性,对历史背后的经世致用思想和智慧,难免有所忽略。有的谜案弄得扑朔迷离,线索玄虚,也许有传播效果,其实那些都是我们自己加进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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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讲坛》

我讲《资治通鉴》,除了注重知识之外,坚持讨论家国盛衰,民生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的原则,这是司马光的宗旨,试图发掘其中“穷物之理、执圣之权”(曾国藩语)的智慧。

问:您在探讨家国盛衰的时候,往往会留心于各个朝代的制度得失。现在国内的学术界受到美国的新文化史的影响很深,大家可能会质疑这种整体的评价,觉得把什么问题都归结于制度,就等于什么都没说。新文化史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会从微观处入手,揭示一个宏大的历史演变过程。您怎么看待现在新文化史对历史学的影响?

张国刚: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就是讲历史学的社会关系的关系。社会科学重在构建概念,历史学重在叙述过程。如何讲出故事、归纳故事的道理,社会科学在这里发挥了作用。

尽管历史内容不变,已经定格,可是,历史学受到时代风潮影响,它的叙事模式和理论分析工具就会产生不同的变化。人们总是变着法子,以新奇的方式解读历史和叙述历史。全球史、环境史以及过去兴起的年鉴学派社会史都是如此。

其实,新文化史产生于上世纪60年代以后。新文化史有它的长处,它聚焦于细节,想一滴水见太阳,但是,它终究不是太阳,只是一滴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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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

它可以满足我们的理论旨趣,但是它不能取代框架的分析,制度的分析。而且新文化史,如果不能照见制度的框架(太阳),就会成为家长里短的琐屑,没有研究意义。通过新文化史的研究,我们不过是用它来展现制度的变化、社会趋势的变化,它终究只是一个具体的案例而已。

我在《<资治通鉴>与家国兴衰》里也讲过制度变化。比如说汉魏到魏晋,统治者在设计这个国家管理制度的时候,不断接受前人的教训,按照司马迁在《平准书》里的话叫“承弊易变”,就是过去有弊端我现在要变革,变通。

承弊易变,是说建立新的体制时,就考虑到如何纠正旧体制的弊端。由于制度运行受到很多因素的制约,单边改动制度,有时候事与愿违。

如东汉末年军阀纷争,宦官、外戚专权。曹魏就改变了以前的制度,朝廷外戚不问政治,地方宗室不封诸侯。结果司马懿在中央掌握政权,曹家就完了。司马家族建立晋朝之后就接受了教训,大肆分封宗室为地方诸侯,中央则有外戚托孤。结果内有外戚杨骏专权、贾南风乱政,外有分封造成的八王之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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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王之乱”示意图

我们从制度的角度看,各个朝代都是因不同的原因灭亡掉,西晋就是因八王之乱而灭亡。唐朝也有制度的承敝易变问题,唐朝前期繁荣的制度红利有两个:一个是民族融合;第二个就是均田制,耕者有其田。

汉朝武帝以后没有解决土地问题,魏晋也是如此。北朝实行到唐朝初年完善的均田制,有点贯彻耕者有其田的意思,重点是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的充分结合。

改革初期的农地承包制度,也是为了这个目的,推动了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但是,今天它变成了需要改革的制度,因为小农经济的收入是有限的,不能解决农民致富的问题,要有更灵活的用工和土地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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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版图

唐朝的均田制也遇到了类似的瓶颈问题。唐朝还有军事制度的变革问题,当时的军事制度已经不能解决边疆的防务问题。所以新史学就是只见树木没有森林,但是厌倦了森林的时候觉得树木很好,现在厌倦了树木,就期待大片森林。

治史应该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史学本身魅力提供了无穷的多样性,有探究大趋势,有重视小观察,有从事件看趋势,有从制度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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