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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9-08-12 14:50:33 来源:中国报道

【琉璃厂】

琉璃厂,在北京原宣武区和平门外。辽代称“海王村”。当时,为营建大都城,在此开设官窑,烧制琉璃瓦。

至明代,琉璃厂成为工部五大窑厂之一。嘉靖三十二年(1553)修建外城后,琉璃厂迁至现门头沟区琉璃渠村,名字却流传至今。

清初,琉璃厂逐渐发展成为京城最大的书市,与文化相关的笔墨纸砚、古玩书画等商铺也随之发展起来。据孙殿起《琉璃厂小志》记载,琉璃厂文化街的四至为:“北至西河沿,南到庄家桥及孙公园,东至延寿寺街及桶子胡同,西到南、北柳巷。”

在这个独特的区域文化环境内,聚集了天下的风会人物,聚集了天下的古籍、字画、纸张、书帖、古玩,“九市精华萃一衢”,琉璃厂发展成为人文荟萃的文化街市,成为“京都雅游之所”,成为皇都帝京的文化地标。

为什么北京的名人都爱住这里?

北京琉璃厂

“相逢尽属龙门客”

清代,琉璃厂作为外城离紫禁城最近的地方,发展成为文化街,与当时政治、人文的发展有密不可分的联系。顺治年间,京城实行“满汉分城居住”,汉族京官、各地来京官员、应试举子,多住在琉璃厂附近或毗邻地区。

邓之诚《骨董琐记》记载了有清一代名士住地可考者,共92人,包括从顺康时期的孙承泽、金之骏、吴伟业、冯溥、李渔、宋琬等,中经乾隆盛世的汪由敦、秦大士、袁枚、程晋芳、戴震、纪昀等,直到晚清的翁同龢、潘祖荫、李慈铭、袁昶等。

这些名士中有65人住在琉璃厂附近,除三人住正阳门外的杨梅竹街及珠市口一带外,62人都先后集中居住在宣南的狭长地区。

他们大都为住所取一个风雅的斋号,如宣武门右陈邦彦的春晖堂、汪懋麟的十二砚斋、海波寺街金之俊的古藤书屋、虎坊桥毛奇龄的众春园、上斜街顾嗣立的小秀野堂、南柳巷查慎行的枣东书屋、韩家胡同李渔的芥子园、珠市口西大街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绳匠胡同徐乾学的碧山堂等等。

徐乾学是顾炎武外甥、大藏书家,其住所碧山堂能“容满堂珠履”,曾是名士诗酒酬唱盘桓之地,纳兰容若经常来此。在接受编纂《明史》任务后, 康熙帝特许徐乾学在碧山堂设立书局,于是众多编修书局的同僚以及交往的寓京名士被延请到碧山堂,查慎行诗形容说:“相逢尽属龙门客,只是常鳞不敢登。”

康熙十八年京师大地震,慈仁寺塌废,北京书市很快转到文人名士集居的琉璃厂附近。康熙年间,灯市也移往琉璃厂,每年正月从元旦至十六日灯市期间,“百货云集,灯屏琉璃,万盏棚悬;玉轴牙签,千门联络;图书充栋,宝玩填街;更有秦楼楚馆遍笙歌,宝马香车游士女。……登土阜北眺,睹宫阙之巍峨,见楼台之隐约,如登海外三山矣”。

人们逛厂,欣赏“一市人如海,尘从隙处穿。帷车排窄巷,社火压汤圆。浊酒呼朋饮,奇闻借客传。欲寻容足地,飞爆向肩燃”的灯市夜景,同时也可以眺望巍峨辉煌、宛若仙境的皇家宫殿。“逛厂”遂发展成为一种风尚。

乾隆三十八年开馆修《四库全书》,征调全国各地文人学士二千余人进京参与编修工作,多住在宣武门外。这些翰林院的四库编修们,上午校阅秘府藏书,将“各以所校阅某书应考某典,详列书目”,下午便到琉璃厂书店访求、寻检书籍。

直至乾隆四十七年《四库全书》编成,近十年时间里,这里一直是琉璃厂文化街的一道特殊风景。各地书贾纷纷携带珍本、善本书籍来琉璃厂,设肆售卖。琉璃厂书肆激增,成为一条古今图书、文具、书画、古玩荟萃的文化街,成为人文荟萃之地。

查慎行的“龙门客”一词,道出了琉璃厂地区人文景观特点。

这里的居住群体,多为天子近臣、翰苑词臣、衙门司官、名士名家,以其天赋奇情、博学鸿词、字画文学、经学史学、才学品节、风流文采而名重一时,点缀着皇朝的文治武功。同时,作为当朝的风会人物,引领着京师的学术风尚。例如,顺康时期,北京的文化中心在广安门外的慈仁寺(报国寺)。康熙朝诸公经常到慈仁寺书市冷摊中寻觅珍物,留下一段佳话,相传至今。

当时,诗坛盟主、刑部尚书王士祯的人品、学问,在士人举子中极负盛名。但是王氏“龙门高峻,人不易见”,海内访客想见他很难,正如孔尚任《燕台杂兴》诗所云:“弹铗归来抱膝吟,侯门今似海门深。御车埽径皆多事,只向慈仁寺里寻。”只要到慈仁寺书摊等候,便有机会“得一瞻颜色”。

这段佳话折射出,康乾盛世,士大夫不问世事,醉心于文学、诗赋的现象,深为后世所艳羡。清人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卷八“拈花禅寺”条就曾发出“康、乾二朝士大夫,真神仙中人”的赞叹。这些“前辈风流”使得琉璃厂成为天下士人遐往之地,并作为一种风雅的人文景观,在琉璃厂地区积淀、延续了近三百年,成为古都厚重的历史文脉。

“九市精华萃一衢”

琉璃厂文化街古今图书、文房四宝、名家字画、书法碑帖、鼎彝瓷器、古玩玉器、裱画图章、金石篆刻、刻版印刷、古钱印石、秦俑唐彩、瓦当造像、铜镜带钩等店铺鳞次栉比,被誉为“九市精华萃一衢”。

古旧书籍是琉璃厂最大的珍宝。戴璐《藤阴杂记》卷十记录了康乾年间藏书家、诗人鲍鉁的《春游词》,描绘了琉璃厂书肆“丛脞书多卷帙残,几人著眼笑酸寒。南沙画片香泉字,幅幅装池骨董摊”的情景。鲁迅在1912年12月31日日记中写道:“京师视古籍为骨董,唯大力者能致之耳。”各种古籍卷帙浩繁,邃雅斋、来薰阁的线装古籍珍贵异常,被京师人视为古董,不惜重金收藏。

琉璃厂文化街的店铺名称古韵十足,如荣宝斋、鉴宝斋、怀宝斋等等,使得琉璃厂街巷散发着古雅的文化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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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宝斋

这些店铺名字古雅,挂着的金字匾额更是荟萃京城匾额之精华。

孙殿起《琉璃厂小志》中列举了87家店铺匾额。这些匾额,多由宰辅执政、名公巨卿、状元才子、诗人名士所题写,字体不一,琳琅壮观,珍贵绝伦。其中,咸丰六年状元、光绪帝师翁同龢就为宝古斋、茹古斋、赏奇斋、尊汉斋题写匾额,其书法“浑脱潇洒,老气横秋”;阿克敦布为清秘阁题写的匾额“神气十足,结构精密,似脱胎于九成宫,然运笔潇洒过之”;同治元年状元徐郙的松华斋匾额字体“圆润紧凑,超然绝俗,循其笔迹,系宗多宝塔,而运笔浑脱过之”。

这些匾额,折射出琉璃厂商家与众多士大夫的密切关系,使琉璃厂文化街有了高雅之气韵、自信之底蕴。

琉璃厂文化街书肆荟萃、古董杂陈,所售古玩、字画、书帖,为天下正宗,吸引着京城公卿名士。很多官员退朝后,不约而同地出宣武门到琉璃厂寻书搜宝,在清秘阁店前空场拴马、停轿,在店中内室更换朝服,之后开始逛厂,收集古籍、拓帖,鉴赏古玩,日终方归。戴璐《藤阴杂记》卷十记载,乾隆年间,藏书家、经学家、诗人程晋芳移居京师,以诗寄大才子袁枚,有“势家歇马评珍玩,冷客摊前问故书”之句,袁枚笑曰:“此必琉璃厂也。”

道光末至光绪年间,金石学鼎盛,学人士子、官宦商贾争相搜购钱币、碑帖、三代彝器,出现了许多金石收藏大家。其中最著名人物是陈介祺和潘祖荫,二者并被誉为“南潘北陈”。

陈介祺,道光二十五年进士,官至翰林院编修。他毕生收集青铜器、陶器、古钱、古印玺、石刻造像等,所藏多且精,藏品以毛公鼎最著。咸丰四年返归故里,兴建“万印楼”存放金石文物。他还考证金石文字,著有《簠斋传古别录》《簠斋藏古目》等。

潘祖荫,咸丰二年探花,官至工部尚书、军机大臣,加太子太保衔,酷爱搜罗善本书及金石碑版,精于鉴赏,人称“潘神眼”。只要有彝器出土,便倾囊购之。藏品以西周史颂鼎、大盂鼎和大克鼎最为有名。他曾刻书近百种,藏书室有二十钟山房、滂喜斋、八求精堂等。

翁同龢,咸丰六年状元,在京为官四十多年,官至刑部、工部、户部尚书、军机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光绪帝师。他居南横街近三十年,几乎日日去琉璃厂搜求珍本书籍、名家书画。戊戌变法后,被革职。上谕说他自授读以来,一味以“怡情适性之书画古玩等物,不时陈说”,而从未讲求经史大义。抛开翁氏卷入甲午战争洪流、举荐康梁维新人才等因素,他那欲罢不能的爱好,被解读成“玩物丧志”,而成为免职理由。此亦足见翁氏与琉璃厂文化街之深厚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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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得阁

“市人中风雅者”

琉璃厂店铺门面不宽,多为三五间,窗明几净,古籍古玩充架盈室。人们来此,从容寻书觅帖,惬意论书谈心。这种文化传统一直延续到民国年间。

瞿兑之《杶庐所闻录·养和室随笔》记载,琉璃厂书肆“棐几湘帘,炉香茗碗,倦时可在暖炕床上小憩,吸烟谈心,恣无拘束。书店伙计和颜悦色,奉承恐后,决无慢客举动。买书固所欢迎,不买亦可”。

又载:“朝士大夫退食余闲,欲怡情翰墨,则亦巾车野服,于此恣一日之游。至于积学之士,欲读异书而力不能购,则坐书肆中亦得恣眼福焉。故肆主多工应对,通书史,以便与名人往还。”

瞿氏所见所记不虚。琉璃厂书画古玩商铺掌柜和伙计,多年浸淫于古器旧书中,精通版本目录与金石鉴赏,可以自如地与名家交流、切磋。

光绪年间古玩铺德宝斋大掌柜李诚甫,山西太平人,咸丰初年在琉璃厂开了德宝斋古玩铺,匾额是克勤郡王所题写。他精于鉴别古彝器,陈介祺、潘祖荫、王懿荣所藏,大半出其手。以毛公鼎为例,咸丰元年出土于陕西,次年就被陕西古董商运至琉璃厂,经李诚甫、刘振卿过目鉴定后,介绍给陈介祺,陈以重金收购后亲自护送回潍县密藏。

德宝斋的二掌柜刘振卿也是太平县人,白天“应酬交易”,入夜则专攻金石之学,曾著《化度寺碑图考》,洋洋数千言,几乎令翁同龢无从置喙,直赞他是“市人中风雅者”。

从翁氏此言可见,琉璃厂文化街的伙计,虽是买卖中人,却彬彬有礼,带有几分书卷气,其“品格风度,确是高人一等。无形中便养成许多爱读书的人,无形中便养成北京之学术气氛,所谓民到于今受其赐者,琉璃厂之书肆是矣”。(瞿兑之《杶庐所闻录·养和室随笔》)瞿氏此话,道出了琉璃厂文化街的儒雅、博雅气韵,以及它的文化与社会意义。

作者:赵雅丽,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本文发表于《前线》杂志2019年第5期,原标题“京师雅游琉璃厂”

责编:金蕾蕾

排版:邝岩

监制:李爱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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